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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屠新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WTO、中美經貿關系、政府采購協議、中國貿易政策、全球經濟治理,著有《中國在WTO中的定位、作用和策略》

石曉婧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

自1995年成立至今,世貿組織已經發展成為擁有164個成員、占全球貿易總量98%的全球性國際組織,是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制度最完備、運作最規范、影響最廣泛的國際機制。世貿組織以規則為基礎,通過組織成員進行貿易談判、貿易政策審議、解決貿易爭端等方式開創了全球貿易的治理模式,促進了國際經濟的協調,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世貿組織自成立以來,除了在2015年達成《貿易便利化協定》等少數新成果之外,幾乎沒有對新變化做出適當調整和有效回應。當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世貿組織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了挑戰,其爭端解決機制也面臨即將癱瘓的風險,二戰后形成的多邊貿易體制正面臨空前危機,這對國際貿易規則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世貿組織及其主要成員開始倡議推進世貿組織改革。世貿組織總干事阿澤維多強調,當前國際貿易體制的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各成員必須積極參與應對多邊貿易體制危機。歐盟、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成員已經提出了自己的世貿組織改革方案,中國也明確表示贊成對世貿組織進行必要改革,同時堅持開放合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美國也多次要求世貿組織進行改革,但其方法是對世貿組織極限施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對世貿組織改革也表示關切,呼吁各國積極推動改革,應對當前多邊貿易體制面臨的危機。為應對全球經濟貿易發展問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保障國際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世貿組織改革已勢在必行。

世貿組織改革的原因

當前,世貿組織遭遇嚴峻挑戰,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方向也充滿不確定性,如果不及時進行有效應對,則面臨著作用被弱化和多邊貿易體制被邊緣化的風險。

世貿組織改革的外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從直接原因來看,美國奉行“美國優先”原則,鼓吹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利用其國內法采取一系列大規模單方面制裁行為,如以國家安全為由采取“232調查”、針對中國實施“301調查”等,均對世貿組織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造成了挑戰。同時,美國還阻撓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法官遴選,使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陷入危機、瀕臨瓦解。二是國際經濟發展對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提出了新要求。當前,數字貿易的興起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式和傳統制造業格局,也影響著各國的就業和國民收入,同時引發了各國對貿易自由化是否有利于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是否應該繼續堅持全球化等方面的思考和討論,這對世貿組織的貿易自由化宗旨和多邊貿易體制產生了巨大沖擊。三是各國經濟的相對實力發生變化,新興國家的迅速崛起使得原有國際經貿關系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變化,比較優勢的改變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引發了世貿組織各成員對現行體制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的質疑。一方面,美國等傳統西方經濟大國認為新興國家的崛起對世貿組織現行體制產生了沖擊,造成利益分配不公平,世貿組織現行規則并未對此產生約束規范作用;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對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操縱世貿組織決策以及對發展中國家不斷施壓早已產生不滿。

劉偉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蔡志洲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總量失衡以及結構失衡,中國經濟也經歷著不斷的起伏并反映出周期性。這種周期性變化突出的特征,表現為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周期性波動,但也有各個階段的特殊性,不同階段的體制背景、經濟發展水平、國內外環境和發展目標的變化都會對經濟周期的表現產生影響。研究這種周期性變動的特點及影響因素,對于我們判斷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趨勢,深化改革和改善宏觀調控,實現可持續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楊沫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研究發現,稅改前后相比,工資薪金所得稅減少了52%,經營性收入所得稅減少了58%。其中,新一輪個稅改革對低收入群體沒有影響,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影響最大,降低了中等收入群體大約89%的工資薪金所得稅。不考慮專項附加抵扣的情況下,2019年個稅總額較2018年減少大約17.81%。與舊個稅相比,新個稅體制下城鎮居民的工資薪金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較小,主要因為平均稅率降低導致。新一輪個稅改革雖然起到了預期的減稅效果,但是其收入再分配調節未充分發揮出來。

梁建章

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黃文政

財新網特約作者

從1990年放棄節育并轉為鼓勵生育開始,臺灣生育率整體上不升反降,先是從1990年的1.81略降到1997年的1.77,之后急轉直下。到2004年降到1.18后,臺灣生育率一直在1.2以下的超低水平徘徊。過去十多年來,中國臺灣與香港、澳門以及其他中華文化圈的國家,如韓國、新加坡一道,成為全球生育率的極端洼地。最新出生數據表明,臺灣的超低生育率趨勢形勢在進一步惡化。人口結構的老化和數量的萎縮勢必嚴重拖累經濟發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這點也為臺灣的經驗所印證。

汪濤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的風險較大。而且,中美雙方在年內乃至2020年都可能難以達成貿易協議,不過美國經濟、股市、大選情況的變化都可能導致情況突然改變。美國再次加征關稅或將進一步拖累中國出口和GDP增速,制裁中國科技企業和市場情緒惡化會給經濟帶來額外拖累。我們預計政策寬松有望進一步加碼,但政府不會出臺新的強刺激措施。基建投資或是短期提振經濟的最有效方式,而目前房地產政策不可能明顯松動。

陳勁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尹西明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什么是世界級企業?世界級企業有哪些典型特征?世界級企業的基本經營管理要素和典型模式有哪些?世界級企業未來要面臨什么樣的管理趨勢?探討和理清這些問題,對我國企業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機遇,培育全球持續競爭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何曼青

商務部研究院外國投資研究所研究員

今年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激烈的引資、引智國際競爭,我國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外資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斷釋放制度和政策紅利,努力形成以開放的產業政策、公平的競爭環境、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充足的高端人才供給等為特征的營商環境國際競爭新優勢。在這一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實現穩定增長,同時外資的產業結構也在不斷優化。但另一方面,外資的來源結構、投資方式結構和區域布局仍有待于進一步優化。

薛瀾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主任

人工智能發展應以增進人類共同福祉為目標;應符合人類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促進人機和諧,服務人類文明進步;應以保障社會安全、尊重人類權益為前提,避免誤用,禁止濫用、惡用。人工智能的發展要符合人類價值觀,符合生態文明建設準則,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3個核心支柱相一致——兼顧經濟、社會和環境。在新興技術領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領域的前沿企業,自我約束和社會責任是非常關鍵的,這事關企業的長遠發展。

郭蘇建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王鵬翔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鄉村治理精英在中國鄉村發展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隨著國家宏觀制度安排的不斷推演和鄉村地區的不斷發展,不同時期的鄉村治理精英類型也有所不同。當前,國家進入了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鄉村治理精英在原有“內生型”的基礎上增加了駐村“第一書記”為代表的“嵌入型鄉村治理精英”。各類鄉村治理精英的行動邏輯表明,“能人型鄉村治理精英”與“嵌入型鄉村治理精英”的長期組合,能夠有效地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助力鄉村振興的發展。

洪名勇

貴州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吳昭洋

貴州大學管理學院

龔麗娟

貴州大學管理學院

既有研究表明:貧困能夠導致壓力和負面情感狀態, 這些貧困心理結果可限制個體注意力并強化具有犧牲目標導向的慣性行為, 進而導致窮人做出短視和風險厭惡的經濟決策。貧困心理陷阱理論旨在從個體的心理層面出發, 為如何優化或干預貧困人群的經濟決策行為提供務實且富含洞察力的事實依據。作為一個新興的行為經濟學研究領域, 雖有待進一步發展完善, 但該分析框架的引入可為貧困治理質量的有效改善提供嶄新的微觀視角。

王鵬程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

王玉斌

中國農業大學國家農業農村研究院副研究員

進入新世紀以來, 我國鄉村管理服務型人才培養方面有較大的改善, 但鄉村管理服務型人才振興還存在管理方式陳舊、技能水平不足和福利待遇較差等現實困境。提出應不斷完善政府制度安排、引導廣大農民群眾參與及提升人才自身綜合素質, 三者彼此約束和激勵相容, 從而形成合力, 以實現鄉村管理服務型人才的振興。

周紹雪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

由于綠色低碳、節能減排的發展方式已形成國際共識和歷史潮流,而且,美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也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全球氣候治理進程會因“逆全球化”之風和美國的退出產生波動,但并不會停止或者倒退。2018年12月,《公約》第24次締約方大會在波蘭卡托維茲舉行,大會近200個締約方一致通過了《巴黎協定》實施細則及一攬子協議,就減緩、適應、透明度、全球盤點、雄心和力度的提升以及資金和市場機制的問題達成了不同程度的共識。

王國勤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教授

陶正玄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

1999年,浙江省溫嶺市創設了“民主懇談會”制度。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不僅應用范圍廣,制度化程度高,而且很巧妙地將國外的一些協商民主技術嵌入土生土長的民主懇談之中”,因而被公認為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的樣板。在持續的制度擴散、重組與鞏固的演進過程中,它也一直是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焦點。在跨度近20年來的制度演進與知識增長后,有必要對此進行認真梳理與總結。

姜鵬

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科林斯難題”屬于大國崛起研究議程中的一個重要微觀理論,它在精細化同盟類型的基礎上發現了差異性的結果。研究它的目的在于為當今中國的崛起提供可資借鑒的戰略經驗與啟示。作為當今國際社會中最為典型的崛起大國,中國利用和規避“科林斯難題”的最佳方式是避免因自身對周邊小國濫用威懾、奉行單邊主義或嚴重損害本國道義根基的方式,迫使周邊國家因感到恐懼或羞辱而與美國形成“威脅一致型”對華遏制同盟。自然,上述觀點并不能保證成功,但卻可能提高中國成功崛起的機會。

Kenneth Rogof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

在現有多邊援助機構框架內很難找到應對氣候變化的可行之道,因為當前框架在氣候問題上的專業性不夠,而且被不同地區往不同方向拉扯。現在是時候成立一個新的專門機構——世界碳銀行(World Carbon Bank),為發達經濟體提供工具進行援助協調和技術轉移,而不是同一時間試圖解決其他所有的發展問題。即使我們擁有所有人都希望擁有的奇跡般的科技發展,但新的世界碳銀行還是任何全方位解決方案的必要組成部分。

周小川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金融學會會長,曾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我們可能未來會生存在一種市場扭曲的狀況下。第一個扭曲就是貿易戰。第二個市場扭曲的出現跟現代科技的發展,也就是跟金融科技的發展是有聯系的。第三個是以美國為首的采用以貨幣為基礎的經濟制裁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高度關注人民幣國際化。因為只有人民幣國際化以后,我們才能夠有效地抵御以美元儲備貨幣為基礎的,在全球制造的這種顯著的扭曲,來維持我們主張的全球化、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多邊主義和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些政策。

隋廣軍

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

查婷俊

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專職研究員

在貿易摩擦沖擊下,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重塑訴求包含統一理念與制度、變革多邊治理規則、實現區域治理與多邊治理的協調等。然而,區域經濟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機制的碎片化帶來了全球貿易體制的割裂和雙邊規則的重疊,引發了多邊治理與區域治理之間的矛盾,成為阻礙全球經濟發展的桎梏。貿易摩擦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只有持續推進基于多邊貿易機制的區域治理制度建設,深化國內改革,才能化解貿易摩擦帶來的消極影響,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重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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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經濟管理工作有松懈跡象,抓緊“十四五”規劃謀篇布局,描繪今后穩定增長的藍圖變得很迫切。安邦咨詢研究團隊認為,未來十年,跨越“十四五”、“十五五”到2030年,中國經濟如果能維持在6%-7%的增長區間,將是巨大的成功,不僅可以讓中國度過近幾年的風急浪高,還能為下一步發展奠定扎實的基礎。
貨幣具有強烈的地緣政治屬性,代表和反映了地緣影響力。隨著世界政治制度的演變,文明社會以及制度演化,貨幣逐漸演變成為加載地緣政治的金融符號。所謂“超主權貨幣”為地緣貨幣所取代是基本趨勢。現在互聯網上的貨幣數字化現象,實際都是一種代幣,是地緣貨幣的一種數字化變形。超主權貨幣只是一種期待中的自由世界夢想,很難成為世界現實。
8月1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優化營商環境重點任務方案。2019年9月底前修訂形成新版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縮減清單事項,以服務業為重點試點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限制。建立全國統一的清單代碼體系,嚴禁各地區、各部門自行發布市場準入性質的負面清單。
7月中國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8.1%,預估為8.4%,前值為8.5%。7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91.94萬億元,同比增長8.1%,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4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55.3萬億元,同比增長3.1%,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個和2個百分點。貨幣供應增速下降比較明顯,反映了經濟動能仍在減弱。
美國計劃自9月起對剩余3000億美元自中國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瑞銀證券估算,這會拖累未來12個月中國GDP增速至少30個基點,對經濟的沖擊可能會集中體現在今年四季度。瑞銀將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速分別由6.2%和6.1%下調至6.1%和5.8%。瑞銀預計,2019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預測小幅調整至7.1,明年年底調整至7.2。
對中美貿易戰導致經濟衰退的擔憂與日俱增,高盛不再預期中美能在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前達成貿易協議。高盛預期,針對其余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將會生效,這促使中國暫停采購美國農產品。高盛表示,因貿易緊張情勢發展的沖擊大于預期,其將美國第四季經濟增長預測調降了20個基點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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